Beyond GDP, Economists Search for New Definition of Well-Being
GDP之外，經濟學家尋找福祉的新定義
德國明鏡週刊，The Spiegel Online
Spiegel Staff, 09/22/2009

說明：台灣政府最近猛打的「庶民經濟」，對許多歐洲人而言早就落伍了，因為庶民經濟的指標早就是觀察國內財富與經濟活動的依據。或許是政府想要以「庶民經濟」扭轉這不斷向財團靠攏的門面，因此以「庶民」作為號召，但只要觀察「社會福利」因「彌補馬市長健保費用」而被排擠一事，就知道庶民經濟只是口號，至少是口惠不實的。

台灣不缺乏觀察庶民經濟的指標，缺乏的是「衡量人民生活素質」的指標，尤其是生活、生態與生產一體的日常生活。舉例來說，居住在濁水溪沿岸的彰化與雲林民眾，這幾年越來越受到濁水溪揚起的塵土影響，因此政府打算綠化「濁水溪沿岸」來防止風砂，這種行為有助於GDP增加；然而，濁水溪的風砂增加是因為「集集攔河堰」抽取大量的濁水溪溪水(要給誰用？就是給那承諾創造麥寮就業機會，卻僱用大量國際客工的大企業)，導致河水水量不足而揚起沙塵。

蓋攔河堰 + 建設水網 + 種植樹木 都有助於增加GDP，揚起沙塵讓民眾購置防風沙裝置 + 身體不是的就醫成本 也有助於GDP。問題來了，這一來一往根本無助於生活福祉，反而耗費大量社會資源，若將這些資源投入其它環境友善的活動，不是會更好嗎？集集攔河堰是台灣GDP狂熱的冰山一角，台灣更需要的是「生活、生態與生產合一」的GDP！懂了吧，「庶民經濟」的精髓在於「日常生活」，而不是一堆後行指標！


中國山東省的一間超級市場：GDP真能告訴我們多少社會的福祉呢？

GDP（國內生產毛額）或許是極度有用的經濟指標，但忽略許多社會福祉(well-being)的重要構成，諸如健康保險或平均壽命等。（諾貝爾）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‧史迪格里茲(Joseph Stiglitz)正試圖提供新的與更寬廣的繁榮定義。

政治人物如此坦白是令人驚訝的，特別是這個人為法國總統尼可拉斯‧薩科奇(Nicolas Sarkozy)，上星期他在巴黎大學對觀眾表示，「全世界的公民認為我們正對他們撒謊，而他們有理由這麼想。」

薩科奇所提的是政府衡量經濟成長的統計方式，他相信目前的方法絕對備受質疑，或許更是被巧妙操控的。這種理解促使法國總統在2008年委託數名卓越的學者提供新的繁榮的定義，其中包括史迪格里茲。

史迪格里茲最近接受彭博社(Bloomberg)訪談時表示，「GDP越來越成為社會福祉的衡量（工具），但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卻讓GDP的工具性越來越差。有許多對個體重要的事情，卻沒被計算在GDP之內。」那些學者上週在巴黎公開推薦的模型，包括其它因素：永續性(sustainability)與教育。

重大缺陷

甚至連GDP的發明者、俄羅斯裔美國人西蒙‧庫茲涅茨(Simon Kuznets)也察覺到計算GDP的傳統方法有重大缺陷。他在1934年表示，「國家的財富幾乎不能由國家收入來計算。」

這是因為（經濟）成長率與國家財富分配、國民健康狀況或平均壽命等無關，沒有提及河流的乾淨程度或空氣污染的狀況，也沒包含家務勞動的統計：煮飯、打掃、洗衣與燙衣服等，這些被認為與經濟無關。

當醫療看護照顧某人生病的母親，勞務費用計算在GDP之內；但若是女兒照顧生病的母親，則不列入GDP。母親照料嬰兒，是有利於孩子的；但若母親在超級市場購買牛奶與奶瓶，對經濟是更有價值的。

某些事物被摧毀時，成長還可能是增加的，那就是天災或戰爭毀滅人們後，建設公司與醫療機構能從中獲利。換言之，某些不幸能創造其它的財富。

生態的重要性：足跡與背包

過去數年，許多學者尋找財富的替代性定義，也提供某些引人側目的象徵。舉例而言，根據每人可得2.1公頃耕的可耕地，瑞士出生的永續倡議者馬希斯‧威克納格(Mathis Wackernagel)設想出生態足跡(ecological footprint)的概念；然而，平均每人所需的面積是2.7公頃，而美國人要維繫生活的平均是接近10公頃。

有影響力的德國環境研究者斐德烈‧斯密特─布列克(Friedrich Schmidt-Bleek)發明無形的「生態背包」(ecological backpack)概念。根據他的精算，一輛推土機必須推動約5公噸的泥土才能產生10公克的結婚戒子。從生態的觀點而言，丈夫手上的金戒子比「載送小朋友的小卡車」更有份量。

其它研究者採用較為傳統的途徑。計算該國GDP的德國聯邦統計局，自1996年起出版與經濟有關的環境議題的全面性統計，包括從物種多樣性到政府債務等21項指標。然而，統計學家立刻放棄表達多種參數在單一價值的原始構想。連薩科奇傑出的團隊也沒有出版全球的公式，而是顯示多種參數的工具性表達方式。

沒有更好，只是不同

極少數研究者勇敢到試圖綜合變數與計算綠色GDP，其中之一是海德堡經濟學家漢斯‧迪芬巴赫爾(Hans Diefenbacher)，他發展「國家財富指標」(national welfare index)。

迪芬巴赫爾從私人消費開始，增加家事勞務與志願工作的價值，隨後扣除他認為空氣與水污染等有害的成本，與交通意外或犯罪的代價。（計算）結果呈現為曲線，最近10年與GDP的關聯性越來越低。

當然，迪芬巴赫爾承認這個概念有其弱點。其中的困難之一是決定環境傷害的成本，或用金錢來表達物種滅絕。他也被認為太過武斷的決定所使用的指標，他反駁說：「我們的計算沒有更好，只是不同。」

換言之，我們缺乏如何定義福祉的見解。精確而言，傳統成長概念的優勢地位，讓許多新的可能性無法撼動而弱化。迄今，至少尚未出現替代的模式。

迪芬巴赫爾沒有意圖要抹去GDP的概念。對他來說，若該指標能引起注意，同時人們也不會受到單一指標的媚惑就夠了。